任何个人的命运，在时代的浪潮下都是渺小的，很多选择都由不得自己，即便是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，比如说开国中将欧阳文。
他本来担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政委、院长，却因为帮彭总说公道话，导致降为顾问，此后13年里一直处于赋闲状态。
等中央开始大力审查旧案后，他原先任职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已经改制，更名“西北电讯工程学院”并转为地方高校，这让欧阳文随之变成地方干部。
对于这个结果，欧阳文拒绝接受，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军队，怎么说脱离就脱离了？
他带着疑惑，进行走组织路线申诉，奈何在接连请求了2位副总长、3位总政副主任后，有人帮忙恢复了工作，可还是属于技术干部。
此事成了欧阳文的一个心结，即便晚年仍在日记本上写下：我从未脱离军队系统，我不接受“技术干部”的结论。
那么，他当初被影响的前因后果是什么？又是为何不能重归军队呢？
前面说过，欧阳文被降职主要跟彭总有关，但纵观来龙去脉，他似乎也没做错什么。
欧阳文是平江人，最开始参加红军也是在红三军团，这的确跟彭总有渊源。不过他没多久又转到红一军团，此后就在八路军115师、第四野战军这条发展线中，战争年代也因级别相差较大，跟彭总没什么直接来往。
真正被拿来做文章的，是他建国后两个职务上发生的事。
一是解放军报社总编辑，1955年9月8日经总政批准，正式宣布由欧阳文、赵易亚、邱岗、李希庚、唐平铸、胡痴6位同志组成“解放军报编辑委员会”，欧阳文是首任总编辑。
由于机构初立，很多事情都是摸索着来，欧阳文对于一些规章制度有些独到的见解，他希望军报的工作人员能列席军委办公会，这样有什么重大决策，军报能第一时间传达下去、统一思想。
为此，欧阳文给主管军委工作的彭总写信，提出建议：“军委会讨论全军性的重大问题时，凡是与报纸宣传有关的，最好能吸收我们参加，以便及时了解领导意图和得到指示。这样，我们在宣传时，就更有把握些。”
3天后，彭总作出批示，并送谭政、黄克诚阅：“请办公厅办此事。”军委办公厅很快正式行文通知各大总部。
这本来只是欧阳文为了全军工作提的一个建议，没想到后来被人拿来做文章，说他跟彭总“有关系”。
如此说法确实过于扩大化，彭总主管军委期间，给他写过信的人不计其数，更何况欧阳文并非为私事，所以庐山之后，组织并没有捕风捉影处理欧阳文。
不过，接下来解放军报的工作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彭总1952年从朝鲜回国后就长期主持军委工作，许多重大决策都有他的参与、批准，那该如何表述？
有些问题可以淡化，但有的事件无法避开，解放军报要宣传军队工作也必然会涉及。欧阳文为之苦恼，他还是认可彭总的，所以在谈到建国初期军队改革时，都是说彭总“整顿指挥系统”。
这句话他摸不准是否能发表，就去请教了副总长张爱萍，得到张爱萍肯定后，他才发表。从1959年到1961年调任前，关乎到这方面的社论文章，欧阳文都会用“整顿指挥系统”这个词，当时明面上没人反对，但却成了隐性的“炸弹”。
欧阳文对于这些背后的风险并未察觉，他想着在宣传口如此表述都没事，别的岗位那更不会有问题了。
所以1964年，当他转而负责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后，又一次在大会上说：“彭德怀对军队整顿有积极作用。”这本只是一句客观的评价，却被有心之人记了下来，向上级汇报说欧阳文跟彭关系密切，还在吹捧。
有的事情就怕联想，欧阳文多次称赞彭总，上级再信任，也架不住一直吹风，干脆就把他降为“顾问”，实际没有任何权力。
往后的13年里，欧阳文职务没再改变过，旁人担心影响到自己，也不敢跟他说话。他就每天穿着军装进出机关大院，看看军报，保持着军人作风。
1977年，欧阳文所在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转成地方高校，他的身份也划成了地方干部。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，逢人便说：我是军人，属于总参。
不过作为一个老革命，不满归不满，一开始欧阳文还是准备接受的，但没想到地方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，就不愿接收。这让欧阳文有些气愤，选择去北京要回自己的军人身份。
欧阳文按照组织程序，先找到总参，副总长张爱萍原先跟他来往很多，两人坐下后并未寒暄，张爱萍直接说：部里刚开始改革，先别急着动。欧阳文听出言外之意，很快就起身离开。
次日欧阳文又去找了另一位副总长王诤，王诤安排他住进总后勤部南小街招待所，留下电话并告知“等我消息”。但等了20天没有答复，欧阳文坐不住了，接着往上找总政。
奈何总政三位副主任梁必业、黄玉昆、徐立清都给出了类似的答复，核心意思就一个：欧阳文所在单位已转为地方，他的组织关系也已经属于地方了。
欧阳文不死心，仍多次登门拜访，他去黄玉昆办公室门口等，整整一个上午后，黄的秘书出来说：您先回去吧，黄主任临时加会了。
欧阳文不肯走，在门口接着抽了三根烟，秘书又出来低声说：刚刚问过主任了，他说军队老干部太多，没有合适位置安排。
此番推词让欧阳文明白再等下去也没结果，就转而去找徐立清。徐的秘书听到他名字后说：“我们知道您的名字，组织已经有安排。”欧阳文急切问什么安排？得到的还是去地方那套说法。
种种遭遇让欧阳文很难过，回招待所后开始整理当年自己的文件和任命通知，他梳理成材料，用证据表明自己并未脱离军队。奈何没人收，也没人帮忙。
四处碰壁的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王诤身上，开始频繁打王诤的电话。但要么没人接，要么就是秘书回复“首长出差去了”。直到20多天后，王诤回了电话：等我三天。
王诤没有食言，只是，王诤能争取到的职务为国务院下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。并非军队干部，也不是地方干部，折中了一下。
欧阳文愣愣盯着文件看，上面身份栏写着“技术干部”，单位是国务院下属。王诤知道他没实现心愿，叹了口气说：这是现在唯一能走的捷径，你在系统里还有朋友，但不多了。
这些天的遭遇已经让欧阳文明白很多，他点点头，对王诤表示感谢后，没有立即签字。他回到招待所想了很久，最终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回西安了。次日，他在任职命令上签了字，成为一名技术干部。
这一年欧阳文已经65岁，所在的又是未涉足过的岗位，因此实际工作并不多。空余时间里，他仍希望能恢复军人身份，于1978年以“退役干部口述”的名义，向军史编辑部递交名为《某一时期的军报工作纪要》的材料。
里面讲的是他在解放军报编委会时的一些历史，其中对“整顿指挥系统”这个词专门说明：是由编辑部讨论通过，并征求张爱萍同志意见后刊发。
其实欧阳文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澄清自己的过去，找机会回到军队。但军史编辑部没有回复，欧阳文接着投递，就被退回，理由是“资料不全”。自此，他明白不会再有可能。
到了晚年，欧阳文对此仍是郁郁，日记本扉页上最大的一句话是“我从未脱离军队系统；我不接受‘技术干部’的结论。”
2003年，欧阳文病逝，享年91岁。他的家属希望能以原军职告别，可惜未获批准。
最后，欧阳文葬在了塔山烈士陵园，墓碑上写着“欧阳文将军之墓”，作为昔日的4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他终于能以军人的身份，陪伴在众多老战友身旁。
其实欧阳文将军的事情不是个例，当初军改让军队与地方系统“并轨未合编”，原本带有军队番号的院校、研究院、工厂，一旦改为地方编制，就有一大批人难有归属。
据总政1978年的内部通报，1976年到1978年间，有1200名左右原军队技术干部转到地方，其中近三成未获妥善安置，他们大多采取“静退”处理。生活虽有保障，身份却很尴尬。
时代之下，个人是渺小的啊。